2014年10月25日至26日，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第21届海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法学院隆重召开。来自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国政法大学、台湾大学、东吴大学等两岸高校以及政府机关、实务部门的26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，围绕“法治财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”、“财税法总论研究”两大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。本文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教授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的整理稿，编辑时作了增删。

各位代表、各位朋友：

大家好！

本次年会已经圆满完成各项议程，即将顺利落下帷幕了。几天前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,可以说我们这次年会恰是沐浴在“法律人的春天”中，感受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力量、温暖与信心。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，各位代表、专家、学者围绕“法治财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”、“财税法总论研究”两大主题，进行了精彩的思想交锋和深入的学术研讨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

这次会议海峡两岸一共有2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，有10位优秀才俊获得了青年优秀论文奖。本次会议增补了13名理事，现在研究会共有263名理事（会员），这应该在中国法学会直属研究会中是规模比较大的。财税法学研究会是成立比较早的研究会之一。可见，我们的财税法学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，而且研究会也特别注重鼓励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。

一、本次年会成果丰硕，体现了“高、大、上”的特点

应该说，这次会议是一次团结、进步，且非常成功的会议。如果要我来概括这次会议，我可以用三个比较时髦的词语，就是“高、大、上”。

我们说“高”，是因为这次会议是高水平的。会议汇聚了两岸财税法领域的顶尖学者，紧扣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主题集中鲜明，内容安排丰富，学术讨论热烈，达成了多项学术共识。特别值得强调的是，这次会议上一如既往地有台湾地区的学者来给大陆学者传经送宝。近十年来，他们一直向大陆的学者传播他们的思想，为大陆的法治建设贡献他们的智慧，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收获。所以，我也代表大陆的学者，向台湾的学者深深地鞠一躬，道一声谢谢！这次年会一共收到学术论文120多篇，论文主题既有理论上的探讨，也有实践上的争论，堪称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。会议讨论也是高水平的，比如昨天第四分会场的讨论，参会的许多人都看到了热烈讨论的场景，从头到尾都非常活跃，深入地讨论案例、实务问题。之前，我见到一位参会老师，他这么跟我说：“现在，财税法的发展太快了，如果不努力啊，就会落后了。”我想，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。现在年轻人的进步是很快的，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稍微不努力的话，可能就落后于形势了。同时，我们说这次会议的高水平，也包括会务服务的高水平。大家对于服务非常满意，不管是态度、方法，还是服务质量方面，都是高水平的。这些就是“高大上”的“高”。

至于“大”的话，指的是一种大视野、大思路、大胸怀。“人有多大胸怀，就有多大舞台。”我们始终是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，站在法治中国的建设这个层面来进行研究的，因此舞台也是很广阔的。我们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，恰逢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。刚才文永教授也有提到（编者注：梁文永教授发言整理稿亦在本期刊发），其实你说巧合，它也是巧合，你说不是巧合，它也不算是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每次年会不仅仅是今年这样，大家看看前年、去年的年会，要么是我们跟党的中央全会同步召开的，要么是全会开完我们马上就开，这离不开我们财税法学人与时俱进、心忧天下的博大视野、思路和胸怀。在国家发展建设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为国家提供更有价值的建议、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就今年来讲，我们多次向中央高层提出建议，这些报告多名中央领导都曾作了批示，财税法领域得到了高度关注。再比如，我们这次会议的规模是很大的，昨天上午开幕式是有二百六七十人，就连今天的闭幕式还有如此多的人参会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财税法的魅力！我们国家处在健康、有序发展、建设、进步的这样一个时期，因此社会各界对于财税法也是越来越重视。财税法，我们一直说它是“理财治国安邦之法”。有人这样说，你要想做官就要学财政法，你要赚钱就要学税法。可见，财税法是涉及到整个国家“钱袋子”的问题，我们要把这个“钱袋子”依法管好，让这个“钱袋子”是公开的、透明的，让大家感到“钱袋子”里的钱是大家的、是公共财产。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我们之所以提出财税法的本质是公共财产法，其实就是从公共之财、公众之财的角度出发，是为了弘扬这样一种理念、价值、方法，表明财税法学科的立场。这就是在阐明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，财税法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财税法？我们的观念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。这就是我想要讲的大视野、大思路和大胸怀。

我们说“上”，主要指的是高尚，还有就是在研讨会上运用了很多先进、流行的新思维、新方法、新技术。在这次研讨会上，我们看到许多学者运用了许多流行、时尚的语句。技术上也采用了微信等工具，实时传播会议动态。当然，这跟我们服务团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微信、微博、QQ这些现代的一些工具，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是很有帮助的。这个“上”也体现在我们财税法学人的高尚品德，这也是刚才文永教授所讲的这样一种情怀，一种爱国的情怀。研究会人才济济，各种优秀人才都有。比如刚才梁文永教授的发言，多么有新意、多么幽默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会议的创新点是比较多的。这次我们专设了青年优秀论文奖，且首次有奖金，充分体现了研究会大力鼓励年轻人的思路。今天几个年轻学者的发言也给人以震撼，让人耳目一新，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，也感到这些年轻的学者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学习的社会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。这次会议还首次设有财税法实务论坛，通过案例方式研究实践问题，会场气氛非常活跃。有位理事给我发短信说：“这次设立财税法实务论坛是非常好的，理论联系实际，让财税法学科、让法治更有生命力”。这次研讨会还有一个创新点，就是第一次讨论财税法总论问题，总论对于学科发展和法治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。如果说财税法的发展中没有总论的指引，那么始终就是迷失的、没有方向的，不知道中国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财税制度，更不知道这个学科往哪个方向发展。“理论改变社会，思想构筑未来。”我们要用理论来引领社会，用理论推动社会的发展，因此，我们需要建构接地气的理论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，理论要先行。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，从理论角度来讲，我们如何为中国法治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？全体同仁、全体代表在任何时候，都要把握住历史性的机遇，千万不能错失机会！

总体上看，我想这次会议是非常成功的。用“高大上”来评价，我想大家是认同的。

二、继续推进研究会工作，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

下面讲第二个问题，总结过去、展望未来。我们在未来一年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：第一，继续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、四中全会的精神。深刻理解全体财税法学人在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，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。三中全会中有一半篇幅都在谈财税体制改革问题。有人认为三中全会《决定》关于财税体制的改革只限于第五章，这是不全面的。其实，三中全会《决定》从头到尾贯穿财税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内容，可以说，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，与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相连。四中全会《决定》也把“财政税收”放在“加强重点领域立法”中进行强调。之前，我们已经通过图表的形式描绘出财税法的体系。不过，这个体系还需要进一步讨论，以让社会直观地了解财税法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。财税法是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，由40多部法律构成，从财政收入到财政支出再到财政监管。2011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们在高兴的同时，也对财税立法的缺失和滞后感到深深的遗憾。所以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含糊，要想明白，中国需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财税法？是像过去那样单纯强调国家征税制度，还是单纯强调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？我想更多地应该是强调利益协调制度，既要考虑国家利益，又要考虑纳税人的利益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“法治”，既要治官也要治民，既要赋权又要控权。财税法的研究不能局限于20年前或者上个世纪的思路，我们要用现代性的新思维来研究财税法，推动财税法的发展和进步。

通过对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，我们应当看到财税法治在中国未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。比如四中全会专门谈到法治实施体系，就财税法而言，像新《预算法》已经通过，未来的实施就非常关键。修改后的《预算法》开宗明义提出“规范政府收支行为”，通过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来规范政府的所有行为，带有引导作用。我们不要单纯地认为预算仅仅是一个收支问题，其实预算的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关系，这也是我们所讲的要通过管住钱袋子来管住人和事。过去强调预算法是宏观调控的工具，渐渐地人们认识到宏观调控只是预算法的一个辅助功能。现在中央对于宏观调控有了新的提法，强调宏观调控的依法、定向和适度，不像过去一谈宏观调控，就好像政府要管一切。我们讲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要结合发挥作用，就需要把一个无形的政府变成一个有形的政府、透明的政府，这就离不开一个规范、公开、透明的预算制度，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使政府由无形变为有形、透明。我举这样一个例子，在以前政府许多部门的钱是不够花的，但现在我们了解到政府许多部门的钱是花不完的，因为现在谁用钱、谁负责。通过这一变化，我们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财税制度、预算制度的完善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。四中全会提出法治建设的“一个目标、五大体系、六大任务”，这些都是与财税制度有关系的。在新形势下，我们的观念也要变，应该从传统的思维向现代的思维转变。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，是在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，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。财税问题绝对不仅仅是财政部门的事情，它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社会的大事。我们不说立法机关、司法机关，单就行政机关而言，财政、税务、海关、审计、监察、纪检等许多部门，都与财税直接相关。我们所说的法律职业共同体，它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的，并不是说只限于法院、检察院和律师，它包括政府所有从事法律工作的部门和群体。这些部门都要与财税法直接或者间接地打交道。

第二，要建构接地气的财税法基础理论。习近平总书记讲：“唯改革者进，唯创新者强，唯改革创新者胜。”财税法的理论也需要不断创新。比如谈财税法的功能，我们过去仅仅是强调财税法的经济功能的一个次要方面，也就是宏观调控功能。其实，财税法的功能是立体的，具有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三大功能，对于文化、生态文明还有党的建设也有作用。研究财税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定性问题，要弄清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财税法。我们下一步要加强财税法总论研究，我相信，不要太长时间，有关财税法总论方面的专著一定会问世。民法有总论，刑法有总论，行政法有总论。总论要强调有用性，应当指导分论，是某一领域的整体制度的顶层设计。如果总论或者理论不能接地气，不能回应社会诉求，那这个总论或者理论的意义何在？因此，我们要建设一个接地气的、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财税法总论。财税法总论指导分论研究，分论研究又反过来逐渐完善财税法总论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
目前财税法总论虽然开始引起大家的重视，但现在关注的人还比较有限，所以我希望各位理事在关注财税法实践问题的基础上，应该重视财税法基础理论研究。财税法的大发展是国家大势所趋，如果我们还是固守传统思维，那就无法适应中国法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，终会被历史所淘汰。三中全会明确提出：“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”，四中全会提到：“法律是治国之重器，良法是善治之前提”。财税法学界在六年前提出财税法之“公共财产法”理论，三年前又提出财税法之“理财治国”理论，这些理论与三中全会、四中全会精神是一脉相承的，这就体现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引作用。我认为，法学理论研究不应仅仅成为对现行政策或者文件的注解，而更应强调法学理论对政策、实践的指引和推动作用，突显理论研究的独特价值。因此，我要特别强调加强财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。如果财税法基础理论没有重大的突破，就难以让其它法学学科真正认同财税法。当然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近十年来财税法基础理论研究确有进步和重大突破。不过，还是有青年老师发牢骚：财税法的学术论文不好发表。其实，大家看看，近几年来法学核心期刊发了相当数量的财税法学术论文，而且是一组一组的财税法学术论文。仅以法学三大刊物为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在近两年内就刊发3篇财税法论文，《中国法学》和《法学研究》在近两年共刊发了约10篇财税法论文。财税法学者需要理性反思检讨，努力让自己的文章回应社会现实诉求，有深度、有基础理论支撑。比如说，中国要制定房产税法，就要从房产税法的定位、性质和功能等理论方面去挖掘；再者，要从研究方法上取得突破。所以，年轻的学者特别应该加强财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，有机地处理好财税法总论与财税法分论的关系、财税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。

第三，优化财税法研究队伍，着力培养青年人才。今年，研究会设立了一个青年优秀论文奖，这是由中税咨询集团捐资设立的。前天的会长会议上通过一个决议，研究会以后每年要评两个奖：青年优秀论文奖和基础理论论文奖。我们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引导青年学者更加重视基础理论，因为财税法学科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。研究会在三年到五年内坚持对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给予奖励，这个机制一定会使绝大多数学者关注和重视财税法基础理论研究。研究会希望指导硕士生、博士生的老师有意识地引导自己的学生加强财税法基础理论研究。通过这些方式，用三到五年时间，财税法学科发展形势便会大不一样。俗话说：“一想二干三成功，一等二看三落空。”理想是干出来的，不是等出来的。财税法发展是大势所趋，这个大势也需要大家的共同的努力。

三、树立博大胸怀，寻求学科建设的新突破

最后一个方面是关于学科建设问题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也应该有大胸怀，去追求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共赢。我们为什么要提出领域法学？这个领域法学，它其实要追求的就是学术共赢，不管哪个学科，就像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才能登上高峰，但是谁也不要去否定谁，而是应该本着一种相互扶持、共同发展的态度，学者应该有这种胸怀。更进一步看，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是个中国人，也要认识到自己是个世界人。我们是中国人，因此要有民族自豪感，有国家自豪感，要站在中国的视野来看待世界；我们是世界人，就是要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中国。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，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，在这个人类发展进步的时代，我们中国人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？我们中国财税法学人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？所以，我们财税法学人还是应该有大胸怀、大视野、大思路，而且这个“大”还是站在对财税法的战略思考上。其实，我们提出的很多理论问题，都是站在财税法发展的战略上考量，这个战略不仅仅是从学科的角度，更多的是从法治的角度，是从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财税法的角度来考量的。

前天的会长会议也进一步强调了我们研究会队伍建设问题。总体上看，当前的形势应该是非常好的，这十年学科的发展势头是很好的。但是从研究会未来的发展考虑，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激励措施来进一步推动学科的发展。2008年北大设立全国第一个财税法硕士点，去年厦大设立了全国第一个财税法博士点，这些都是突破，我们希望还有更多的突破。要本着一种少说多做的态度，做一些实事来推动学科、推动研究会的发展。“强者创造机会，智者把握机会，弱者等待机会，愚者失去机会。”我们一定要做强者和智者，千万不能当弱者和愚者。

最后，我再一次代表研究会感谢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代表，感谢这次会议的承办单位、

合作单位和协作单位，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台湾学者每年给我们传经送宝。

   谢谢大家！